据北京晨报报道，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国家药监局原局长

    16日9时，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案在市一中院西中法庭开庭审理。据悉，郑筱萸涉嫌8项受贿起诉和3项玩忽职守的起诉。其涉嫌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约645万元，其中人民币近500万元、港币100万元及美元3万元。法庭上，郑筱萸承认了绝大部分指控。郑筱萸的妻子和儿子也因涉案被捕，但没有出现在昨天的法庭上。

    庭审现场

    “药厂老板是换个方式行贿我”

    16日8时许，距离开庭还有近一个小时，大批中外媒体记者就已蜂拥至市一中院门口，准备报道此次庭审。此外，有几家药厂的人也赶到现场。但因旁听证发放完毕，均被挡在了法庭大门之外。

    据悉，郑筱萸一案的审理阵容强大，由于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案件被定为专案。检方的公诉人团队强大，由市检一分院管理腐败专案的副检察长周晓燕亲自出马。市一中院由纪检组组长任审判长，市高院有关领导也参与了案件审理。记者在法院的北门广场上看到，一辆白色伊维柯的车身上打着北京高法缩写，知情人士告知这是高法的录像车，鉴于此案的重大，法院要派专人录像留存资料。

    从案件开审，法庭内外就弥漫着浓郁的紧张气氛。数名法警在法庭外徘徊巡视，谢绝一切闲杂人等靠近西中法庭的大门。市一中院还指派了医护人员在关押犯人的暂看室待命，以防意外情况的发生。上午的庭审一直持续至12时10分方宣布休庭。随后，几十名旁听人员成队走出法庭大门。记者得知，案件还将在下午继续审理，“如果审不完，明天还要继续审理。”

    在庭审中，郑筱萸还是很有派头，他没有穿着号服，而是身穿深色西服受审，但是满头的灰白头发难掩老态。在庭审中，郑筱萸一直将老花镜捏在手里，只是在看案卷时，才举在眼前当放大镜使用。法庭上，郑筱萸承认了绝大部分的指控，只是在案件细节上存有异议。庭审中他表示，“一些药厂老板是换个方式来行贿我，他们给我老婆和儿子干股和钱，我没有干预，而是予以默认，这就是受贿。”

　　案件解读

    GMP认证导致百姓用药风险

    最大一笔收取行贿290万元

    根据检察院的起诉，郑筱萸涉嫌的8项受贿，总额645万元。据介绍，绝大部分的行贿方都是制药厂。消息人士透露，药物在研制、临床实验和生产中都要经过药监局的多项认证和审批，能不能批、什么时候批对于药厂来说都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有时晚几个月就涉及到巨额利益。

    为了能让药监局“高抬贵手”及时放行，制药厂挖空心思不惜重金。据悉，一家制药厂听说药监局正在考虑减低其进口配额，于是辗转找到郑筱萸，出了一笔钱，果然保留了以前的配额。郑筱萸在法庭上承认，曾经因为收了钱，而照顾了行贿药厂的利益。

    而由此衍生的各种费用最终都被加到药价里由百姓买单。郑筱萸涉案的8项受贿起诉中最大的一笔有290万元，在单笔贿赂中这样大的数额相当鲜见。

    玩忽职守造成百姓用药风险

    郑筱萸的三项玩忽职守罪名中与百姓用药息息相关地莫过于GMP认证。根据起诉状，郑筱萸在推进GMP认证中，由于“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和民主程序就推进了这项整改措施”造成了“国家医药管理的混乱，增加了老百姓的用药风险，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据悉，这项认证初衷本来是规范了药品生产的质量，但由于没有经过充分准备，导致审核标准降低，使有风险药品流入市场。郑筱萸因此遭到起诉。

    曾有举报药监局黑幕12年的举报人高纯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GMP认证，把企业的成本提高了，一个企业做GMP认证，要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还有一个药品流通企业的GSP认证，把标准定得很高，这样的后果就是99％的企业达不到这个要求，结果就是作假、行贿，给权力部门留出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也对具体的设备和生产方案提出高要求，企业为了有口饭吃，不得不去买药监部门推荐的高价生产设备，这些成本都打到药价里面了，直接导致了药价的升高。

    郑筱萸对此辩解说，该认证经过了“局党组的研究”。

　　新闻人物

    郑筱萸：

    上任7年被免职

    郑筱萸1944年12月生，福建福州市人。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在浙江杭州有着23年的制药业从业经历。郑筱萸于1994年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1998年3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出任国家药监局第一任局长。

    在药监系统内部，郑筱萸的口碑可谓褒贬参半。因其长于“铁腕式”行政作风，任期内曾致力于推行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制度，后来却被同行笑称为“形象工程”。尤其是2006年以来，“齐二药”、“奥美定”、“欣弗”等重大医疗事件接踵发生，药品审批、注册及医疗器械等环节的诸多问题随之显山露水。

    2005年6月22日，年满60岁的郑筱萸被免去国家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此后，郑担任中国科协旗下的中国药学会的理事长。 

编辑 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