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扬子晚报报道，2006年11月17日，上海查出“问题多宝鱼”，迅速在全国产生连锁反应，轰动一时的“多宝鱼事件”由此引发。10天之后，国家农业部通报了事件调查结果，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违禁兽药的3家山东水产养殖企业及其产品相继受到停止销售、监督销毁和罚款等处理，而在这3家企业当中，有两家来自山东日照，濒海小城立时被置于了漩涡中心。

　　两个多月后，多宝鱼终于在各大城市陆续重新上市，就在类似“多宝鱼产业开始复苏”这样的标题频现报端网站之时，记者来到日照探访求证。但是，一如当初爆出“多宝鱼事件”后探访威海、青岛等地，记者在日照的所见所闻并不平静，倒可谓“惊心”，让人无法释怀。

　　故意用禁药的是少数

　　在上海那次对多宝鱼堪称致命的“抽检”中，所有样品都被查出了硝基呋喃类代谢物，还有个别样品含有孔雀石绿等禁药残留。同样的抽检结果随之出现在广州、北京等地——加上同一时间各媒体对上述众多禁药危害的详细阐述，多宝鱼一时间被扣上了“毒鱼”的帽子。

　　关于多宝鱼“嗑药”的原因，经过媒体的挖掘和相关部门的调查，一个主要的结论是：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但最主要的纰漏出在养殖环节，特别是硝基呋喃类违禁药，“使用者众多。”而大家对此结论的解读，一致将矛头指向了不法养殖户的“趋利心理”——“为了降低成本用禁药”、“使用非禁药利润减三成”……闻者咬牙切齿，读者触目惊心。

　　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对于上文提到的事件调查结果，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同样，在到日照的路上，记者也猜测：作为引发事件的“罪魁祸首”，那两家被查处的养殖场，应该深为当地同行不齿和痛恨吧。

　　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是山东的多宝鱼养殖重镇之一，3家被查处企业其中之一的先进养殖场便在此地。在涛雒镇的东南营和大朝阳等村，遍布着百多家专门从事多宝鱼养殖的工厂。在大朝阳村村口的守民养殖场，场主张守民告诉记者，先进养殖场是北边小海村的，已经倒闭关门，老板听说是去外地打工了。

　　对于先进养殖场的遭遇，日照日华冷藏厂位于大朝阳村的多宝鱼养殖基地负责人、50多岁的葛文清表示，“鱼养不好，怪不得别人。”然而张守民却另有看法：“明知道对人有害，还用禁药，用猛药，这样搞养殖，别说该罚，抓起来都没话说。你要说这种人没有，那是假的，可我可以代表咱们山东渔民说一句，这种人真的很少。”话锋一转，张守民告诉记者，“说到用药，别的不好说，别的地方我也不好说。可那个呋喃西林是明白写在镇上发下来的书上，它是禁药，大伙都是最近才知道啊。”

　　培训教材曾涉禁药

　　在记者与张守民、葛文清说话的时候，早有周边五六家多宝鱼养殖户闻讯赶了过来。其中一位老孙见记者对张守民口中的“镇上发下来的书”感兴趣，硬是把记者拖到了他位于东南营村的家里，一路上，老孙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公开他的身份。

　　老孙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塑料袋，最上面摆着一个墨绿色本子，“你看好了，我可是经过正规培训的渔民，这是资格证。”翻开证书，里面写着老孙参加培训班的时间、考试的分数，在“合格”的字样上盖有劳动局的公章。

　　接下来相继出现在记者眼前的就是塑料袋里的一摞子书，可以看出，这些老孙口中的“培训教材”已经被翻烂了，“不仅我看，大伙有时也借着翻翻，平时养鱼遇到问题啥的就参照参照。”正是在这样一些被当作“教材”视作“参考”的书里，记者发现，类似孔雀绿、氯霉素这样的禁药被列在了“可用鱼药”的条目里，而禁药“呋喃西林”还被列出了使用方法。“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被查的多宝鱼含有硝基呋喃的原因。”老孙说。

　　记者仔细翻看了这些书。一本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洋水产三字经》里，分门别类地讲述了鱼类在养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病种，并在相应的病名下用“三字经”的形式介绍了对症下药的方法——“孔雀绿，池中散”用于“褐斑病”，“氯霉素、拌麸饼”则用于“红鳃病”等字眼赫然在目。记者注意到，该书编于2002年5月，当时上述药品还未被列入禁药，但发到老孙他们手上的时间是2004年9月9日，“孔雀绿”和“氯霉素”早已是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鱼药。据说，当时的这次“山东省转产专业渔民培训班”，仅一个东南营村便有10多个渔民参加。当然，按照老孙的说法，在这本“三字经”发到手之前，镇上就已经组织渔民开会学习了相关文件，他们知道了“孔雀绿和氯霉素是禁药”，所以，“除了极少数，咱们镇上用的人几乎没有了。”

　　养殖培训有明显漏洞

　　但在另一本印有“内部培训材料”字样的、山东省渔业技术推广站印发的《大菱鲆工厂化养殖技术》一书里，提及“多宝鱼苗种分选”时，明确印着“分选时要进行药浴，方法是用5～10ppm的呋喃西林和80～100ppm的福尔马林药浴1到2小时……”

　　记者同样注意到，这本书印发时是2004年3月，当时属于国家禁药的“硝基呋喃类”当中，并不包含“呋喃西林”。“呋喃西林、呋喃妥因及其盐、酯及制剂”直到2005年10月才被国家列入禁药。然而这次的消息，老孙他们却“无从得知”了——老孙、张守民、葛文清等在场8位渔民都表示，从2004年9月拿到这些书，直到多宝鱼出事，“两年多来确实没有得到任何新的通知和指导。”

　　看来书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知识更新”环节。也就是说，直到多宝鱼“出事”，还有相当一部分渔民在养殖时仍在参照这些“知识”。多宝鱼事件后，老孙曾经拿着书到有关部门讨说法，得到的回复是，“我们早就通知你们渔民来开会学习新的国家规定了，你们自己没来。”令渔民们不解的是，“既然发现这么多渔民没来开会学习，那就摆明了可能会因此引发问题，为什么就不能再继续通知，或者干脆派人到村里传达一下呢？”

　　通知和指导终于还是来了。记者看到，现在每家养殖场都收到了一套详尽的多宝鱼养殖技术指南，包括禁药明细、各项指标图标等等，并“要求每家都张贴在醒目位置，严格遵照执行”。记者在其中一张《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的末条看到，“此规定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但落款却是，“日照东港区海洋与渔业局2006年12月印发”。“2003年的规定3年以后才第一次见。”张守民他们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晚了。”

编辑　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