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市场报报道，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朝阳区白家庄的一家药店，看到在该店的中药饮片柜台前，一位身着白大褂的“医生”端坐在一张桌子后，桌子上摆着“免费咨询”的牌子。

　　记者介绍了病情：自己感冒很久还没好。“医生”随即就给记者把脉，并说：“很少能见到像你这么虚的，抵抗力不好，就容易感冒！”记者忙问该如何治疗，“医生”答：“得吃中药调理一下。”记者问：“能治好吗？”“医生”笑了笑说：“调理就是治你的感冒！”随后，“医生”给记者开了一张中药处方，5服药，共计91元，并在处方上加盖了该药店的章。

　　在药剂师分药的间隙，记者与这位坐堂“医生”攀谈起来。记者问到：“去医院看病太麻烦，您平时都在这儿吗？”“医生”回答：“我就周六、周日在这里，平时都在水锥子城建医院。你不想去医院，就到这里来吧，看病免费，还不用挂号。”听到看病是“免费的”，旁边一位张小姐随即坐到了“医生”面前，“医生”给她把完脉后说：“你这是脾虚，要用中药调理。花不了多少钱，每服药就十几块钱，喝5天即可。”在这位“医生”的诊疗本上，记者看到，他给很多患者开药方时的“病情与诊断”都是“体虚”，药方也基本相似。而在药店内，记者并没有看到批准的“医疗机构许可证”。

　　记者把坐堂“医生”开的处方拿给了一位老中医。他告诉记者，这个药方并不对症，共有四大硬伤：第一，一般感冒都是开3服药就要换方，而他一次就开了5服；第二，这并是一张治疗感冒的药方，像党参等药都是补药，对治感冒没有帮助；第三，在感冒期间是切忌用补药的；第四，药方中的“川贝母”这味药并不是治疗感冒咳嗽的，而是治疗慢性咳嗽的。记者粗略的算了一下，“川贝母”是药方中最贵的一味药，一克1．2元，5服共开了40克，共计48元，占了总费用的将近一半。最后，这位老中医愤慨的说：“这是一张彻头彻尾的赚钱方！”

　　此后，记者连续几天都发现，该店有不同的坐堂“医生”每天都在为前来买药的人看病开方。

　　“变相”坐堂打擦边球

　　“限售政策”形同虚设

　　据了解，自国家对抗生素药品实施限售政策后，北京部分药店经卫生局医政科批准添置了视频电话设备，可以让想买抗生素的顾客通过视频电话向医师咨询，远程看病，依据传真过来的处方购买药品。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一些药店把这些设备当成了摆设，在不问清症状的情况下，竟随意开出处方。这些“变相”的电话坐堂打起了政策擦边球。

　　记者来到朝阳区小营路一家药店，以嗓子疼为由想买一盒抗生素，一位女店员当即表示，这种药需提供处方，如果没有，需通过视频电话向医师咨询。随后，店员拨通了“医生”的电话，可记者却并未在可视电话中看到“医生”的模样。记者告诉“医生”：“嗓子疼了好几天，想买盒抗生素。”“医生”问到：“以前吃过吗？”记者回答：“吃过！”“医生”随即说：“先给你开一盒利复星，如果还不好，再来开吧！”于是在“医生”并未询问病情、诊断病因的情况下，记者轻松地买到了抗生素。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王府井的一家药店，这里药品货架上贴有明显的“购买处方药需有医生处方”的标志，并将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区放置。记者佯装给亲戚买氧氟沙星滴眼液，对方没有丝毫犹豫就报出了31．5元价格，接着就准备开单，一边开一边说：“去别的药店买这药，你得拿处方，在我们这儿，有现成的处方。”几分钟后，店员拿着一张氧氟沙星滴眼液的处方回来，记者疑问处方的来源，店员不耐烦地回答到：“用可视电话就可以了，你能拿到药不就行了吗？”

　　在记者走访的10家药店里，有6家都是用这种“变相”的电话坐堂在销售抗生素，有3家是“坐堂医”坐镇兜售处方药，只有一家符合国家规定，开设了门诊部，并且和药店分开两道门，分开经营。

　　利益需求是温床

　　执法力度要加强

　　几年前，国家就有明文规定药店不允许坐堂医生看病，也禁止进行违法的医疗诊断或医疗咨询等活动。为什么“坐堂医”还是禁而不止呢？朝阳区卫生监督所的有关人士指出，主要原因是药店受利益驱使。有了“坐堂医”坐镇，打着“咨询”、“义诊”的牌子，“医生”就能多开药，最终是药店多受益。尤其是抗生素限售令发布以后，“坐堂医”就更成了药店的摇钱树。一般来说，抗生素的销售，在零售药店占总销售额的20％到30％，很多市民又有到药店购买抗生素服用的习惯，如果严格执行限售令，必然会造成药店很大一部分利润蒸发，因此药店也就推出了相应的“措施”以“方便”顾客。

编辑　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