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底，受香港著名企业家蔡金乐先生委托，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我们的医生”。记得当初送样到印刷厂的时候，有一个工人听到书名便陡然发了兴趣：是写医生怎么坏的吧？

去年9月，在珠海出差时，遇到过去的同事好友。她说，最近心里疙疙瘩瘩的不舒服。开始是因为当地医院诊断她得了乳腺癌，且是恶性程度很高的那种类型，才40岁的她实在接受不了。经人提醒她火速赶到广州进行验证。这一趟她去的实在值，前面的诊断结果被彻底推翻了。但是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前不久，我又碰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一位退休在家的老朋友看到我写的“我们的医生”一书，便打电话挤兑我，“哎，怎么天底下的好医生都让你遇到了，不会是昧着良心做事吧？”

我很纳闷，医生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怎么这样了？不过正因为这样，我在想，医生的文章还必须继续做。

一是，不能因为北京城里有一些“垃圾胡同”，咱们就不敢再写长安街漂亮了。二是，医生与一般人不同，他们是性命相托的职业群体。他们自我感觉好，才有众人的感觉好；他们踏实，才有众人的心安；他们自信，才有众人的康健。如果医生群体性地感染了“狂躁症”，其结果只会是我们大家伤得更惨。

想来想去，我还有一个问题想不太明白，如果说医生在中国大众的心目中曾经是好的，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好的？曾经的好是怎样培植生长起来的？现今的不好又是怎么滋生的……

世上本无路，有人走才有路。不同时期的人走出的路是不一样的；不同时期的路上走着的人也不可能是相同的。开办“医路”的目的，就是带着时代的眼光，走在时代的路上，真实地反映医生这个职业。这个职业需要真实，期望不得，幻想不得，强求不得。在某种意义上说，医生所走的路更需要全社会小心维护。

每个人都细想想自己的职业路程，或许会心平气和得多。

张金哲 88岁不老

2007年11月27日，我第一次见到张金哲院士。

其实了解一位长者无须太多，只要留心他的面容就足够了。张老的脸清瘦清净清朗，一头银发也是光洁得没有一丝杂色。只有身体健康、欲望淡薄、内心清澈的人才会活出这样的面容。

我们并排坐着，我的眼睛正对着他的手。那双手手指纤细灵活，不见僵硬粗糙。我真不敢相信那是男人的手，是88岁老人的手。

“我2006年还做了手术，是在山东医学院泰山医院做的。”按照张老的说法，他从23岁开始上手术台做助手，到2006年谢幕，拿手术刀的时间长达64年。

一

我们的话题从张老的“院士自述”开始。1997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总结人生写了四句话：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

他承认自己的四句话是日积月累慢慢明朗而且坚定下来的，他还会继续坚持下去。我注意到他在“努力”的前面用了“一生”这个限定词，足见他从时间上压根就没有给自己留有偷闲的余地。

此前我从相关资料中了解到，中国有专业形式的小儿外科最早现于北大医院，那是1950年，医生只有一名，就是张金哲。那年他30岁，是住院总医师。

有关1950年还有一段真实的记录。8月，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年轻的张金哲有幸到会。会上，他当着众多医学前辈的面，大着胆子把积郁心里的话说了出来——从临床统计情况看，12岁以下的外科患儿几乎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丧命；新生儿皮下坏疽病的死亡率将近百分之百；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手术并不复杂，死亡率却很高……最后他在大会向大家发出求助的信号：如果我们有专门的小儿外科，问题就不会这么严重了……

之后的50多年，应该说是张老一部为中国小儿外科事业努力的历史。其间他的外科思路和他的手术技法曾被一次次地推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继而又被一行行地编著成教材，最后又被一笔笔地写入院志或史料。

张老的谈话比较轻松，没有刻意，在诸多的成果中他说到了“先天性巨结肠”手术。

他说，上个世纪60年代，新生儿的先天性巨结肠发病率占到肛肠外科的第二位。那时国际上推崇的方法是做三次手术：第一回把肠子先拿出来，在婴儿肚皮上做个瘘；第二回清空肠子，把缺乏神经纤维细胞的病变肠子切除掉；第三回再把肚皮外的瘘接回肚子里。这样来来回回得开三次刀。那时我们的家长对这种方法根本接受不了。1962年，我们医院有一个大夫给新生儿做了这种手术。开第一刀之后他给100个孩子发了100封信，等待着他们的二次、三次再回来。结果真正回过头来做二次手术的孩子没有了。那时候做这个手术只有我们儿童医院一家。孩子都哪儿去了？没了，不会回来了。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把开三次刀精简为一次。我采用密闭的手术，不在肚子里打开肠子，将肠子拖出肛门外做切除。记得那时一次手术下来我们的白大褂可能要撤换几次，但孩子肚子里没有一点污染。然后我们用自己设计的钳子斜着夹住创面，等待伤口自行愈合。几天后，钳子会随着干瘪的肠壁自然脱落。

他说，其实这种手术最早是法国人Duhamel发明的，他的钳子叫Kocker氏钳。但是在使用中我们发现它有不少缺点。首先两个钳子又大又长，摆在婴儿的两腿之间，挨着稚嫩的皮肤很可怕，于是我们把钳子的长度缩短了。

不久，在手术中我们又发现，Kocker钳子的齿设计在最外端，这样的位置很容易伤及幼儿正常的肠壁，要知道那些薄得近乎透明的肠壁，一旦破漏了便会引发盆腔脓肿，这是要命的。于是我们再次改进Kocker钳，把齿设计到靠后的位置。让钳齿咬在即将萎缩脱落的肠壁上。

说到这时，张老用他纤巧的左手食指搭在右手食指上，做出一个重叠的手势。他说，“Duhamel”手术还有第三个缺陷。你看，直肠与结肠的吻合是这样相错的，这就很容易形成“盲囊”，这个“盲囊”日后少不了找麻烦。于是我改用环形钳进行斜吻合，这就避免了“盲囊”的形成……

张老认为，任何的发明创造都是从发现不足开始。有缺陷才令人思变。思变是好事，事物总是推陈出新，“张氏钳”就是在“努力”中慢慢地成熟起来的。这种方法在上个世纪60~90年代一直很盛行，从此这类手术不再有噩耗相逼。

1964年，张老在开罗第一届亚非医学大会上介绍了自己完成的74例先天性巨结肠手术，他的“环钳斜吻合”手法，折服了不同肤色的同行们。“环钳”也在这次会上被尊称为“张氏钳”。

但是世上的发明创造也没有哪个不存在缺陷。张老哈哈大笑，“张氏钳”也好，“张氏膜”也好，“张氏瓣”也好，虽然曾轰动一时，到头来不也统统被淘汰了吗？他清楚世间万物缺陷是永存的，所以努力永远没有终点。

二

接下来张老的话似乎已经不局限于医学的问题。

他回忆，那年头没有一个工厂给我们做这些手术器械。但是我有办法，我喜欢自己动手，遇到不顺手的东西，我就拿回家修整修整。那时候大到麻醉机、氧气筒我都敢把它拆了修理。我的家里什么台钳、钻、锯、凿样样都有。难怪，医院的同事们背地里都把张老的家叫“张金哲作坊”。

“张氏钳”也是张家作坊的产物。张老说，我开始就是买的锁门的钌铞。我把钌铞的主页中间部分挖空，拿砂轮把毛糙的边缘打平了，然后把钌铞两页之间加上旋转螺钉，保证它可以任意调节松紧……

那是不可思议的年代，没有那么些的规章条例，于是许多发明从张金哲的工作台上飞了出来，尿道夹、简易气管切开刀、吸引器等大大小小的器械至少有五十种之多。他说，我们先在动物身上试试，行；再在尸体身上试试，行；接着就上临床了。

那时张金哲手里没有像样的东西，但是他征战疾病从不言败。熟悉他的人常开玩笑说：“张主任从小孩的脑袋到脚后跟，没有他不会做的手术。”

现在就不行了。张老说，条件不一样了。所以我给学生们讲过去的事情，他们都说，您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社会确实文明，进步，发展了，这是好事。在我们这次交谈中张老不止一次地说到事物的两面性。他似乎更像是哲学家。按照他的思路，什么样的好事中都会同时派生出致命的缺陷。

他说，现在大型的医疗仪器都是整体的，全封闭的，你什么也不能动，当然你也动不了。现阶段，我国在航天方面可以说能和发达国家争一争，但是在医疗设备方面，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原创技术，也没有生产能力。你买了人家的东西出了毛病，只有等人家上门服务。所谓服务，打开一下盖子就是上千上万的费用。在那些四方块的集成电路板面前，我们的医生傻眼了。

当然，我们也不是傻，也在加紧钻研那些东西，可等你刚琢磨出来点名堂，人家淘汰了。结果是我们还没喘口气，又匆匆跟在人家新设备的屁股后面打转。

更重要的是，假如我们的医生只能扶着先进的设备走路，离开设备就不会看病了，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设备的奴隶，那就是另一个更可怕的问题了。

我问张老，您当年的一个环钳多少钱？张老笑笑，那要什么钱？我自己做的，不要钱。买个钌铞不才几毛钱。后来这种手术推广开了，有家工厂给我们做，也没多少钱，十几块钱吧。

事实上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医疗队还在沿用张老当年的技术。就是发达国家也并不排斥“张氏钳”的价值。

张老说到，1999年，美国人对我们的这些东西还有兴趣，他们邀请我到亚特兰大去做学术交流。我想，到人家那儿吹什么呢？就吹我们的这些个“多快好省”的东西。结果人家把这些成果都列入Denis Browne评奖的内容。佩服之余，末了美国人却来了个“primative”——太原始了。

说实在的，原始的未必不是有用的。尽管与先进的设备相比，这些东西实在土，但是到中东，到非洲，以及很多贫困落后的地区，他们的那些个昂贵的玩意儿使不出去，他们能使得出去的还是我们的这些土玩意儿。

三

张老特别推崇“四邻宽容”，他在“宽容”前面用了“四邻”这个限定词，与“一生”对应，足见他在空间上同样也没给自己留下半点空隙。

活到老了还在意别人的态度，我想张老是懂得为自己创造生存环境的人。他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爱戴，他看重人际的宽松、和谐。

他说，自己宽容的意识从很年轻的时候便开始朦胧在心。最早是从妻子身上得到启发的。

张老说到夫人时语气中明显多了欣赏的成分。

早年我们在西四牌楼住，周围的人都叫她二姑奶奶。后来搬到枣林街，周围人又都管她叫二姨。教了几天书以后，我的同事中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管她叫沈老师。连外国人也那样，只要和她一接触就过目在心了，特别是那些夫人们到了中国不找别人，都说找“伊丽莎白”。那是夫人的英文名字。张老开玩笑说，现在的英国女皇不也叫伊丽莎白么，女皇那是二世，我的夫人她这是一世。

张老说，我从她身上体会到，她所接触的人没有人跟她闹别扭的，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喜欢她、敬重她。我们一生都在跟人打交道，国际的合作者、国内的合作者，怎样与人和得来？怎样让人宽容你？要得到别人的宽容，必得先宽容于人。

宽容很难具体化，你一味地迁就不成，你净吹牛拍马也不成，我的体会：首先得自己做得正，然后还要有点原则。接着他道出宽容的秘诀：你要下点功夫发现人家的优点，这样你就容易做到宽容别人。

“下点功夫”，看样子发现人家的优点非常不容易。张老说，没别的窍门，只能是平日里多动点脑筋，多留心。尤其是那些争执不下的时候、矛盾激化的时候、甚至人家犯错误的时候，要发现其中的优点就更难了。

最后，我们说到“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张老的意思，医生做到两袖清风是很平常的事。他反问：你要那么些的钱干什么？人说“广厦千间，夜卧八尺；良田万顷，日食三餐。”

这么些年，国家一直张罗着要给我换房子，40多年，我家一直住医院的两居室。领导说，你不怕丢人，我们怕丢人。我说，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相濡以沫，你给我两居室，我们俩也是住一个屋，睡一张床。你给我四居室，我们俩还是住一个屋，反倒是收拾起来更麻烦了。

1993年我到台湾，一位和我一样级别的大夫接待我和夫人。我当时的那身衣服是140块钱。那位大夫穿的那身衣服是13000台币。可是他的夫人和我的夫人我们四个人一块照了一张照片，所有看到的人都说，看起来，我们俩比他们俩神气。这还不够么？你说，得什么样的人能扒着袖子看出来，你那是13000块钱，我这是140块钱。

张老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歇，时时踩在时代的脉搏之上。他说，现在我还是那样，一天不干点活，就不知道今天该怎么过了。我到家就打开电脑，浏览一下知识信息，看看有没有邮件，整理一下过去的材料。我都是自己打字，自己发电子邮件，很方便。

11月我刚脱手的书稿是《小儿门诊外科学》，全是最新的内容，100多万字。12月底，《肿瘤外科学》第二版的书稿要送交印刷厂，2008年出版，也是100多万字。

我还有个想法，要在医学大纲中恢复“接诊学”这门课。这门课讲得是你怎么做大夫。见到病人，你大夫首先要站起来，病人进来了，你要请人家坐，先介绍我是谁，然后问病人，您有什么不舒服需要我帮助。现在，你去看看我们的大夫，看病人就跟派出所审小偷差不多，叫什么？多大啦？怎么不好？好些大夫连头都不抬，根本没把病人当人接待……

看样子，张老的努力还得继续。（来源：中国卫生人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