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其他诊法研究

　　腹诊的研究：萧熙1955年在《新中医药杂志》上发表“腹诊的整体性和实用性”的文章。较为系统论及腹诊的古籍是《黄帝内经》，对瘀血腹诊进行系统阐发，使之成为独特诊断瘀血而辨证用药的一种方法，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十六世纪以来，日本古方派勃兴之后，对《伤寒论》中的腹诊内容作了系统研究，发展了瘀血腹诊。八十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对瘀血腹诊法进行了研究。

　　国内近年研制出根据经络感传规律与特点的经穴电参量自动循回检测系统。可多点同步检测体表的电参量等。

　　六、证候实质研究

　　１. 证候实质研究的发展。吕维柏认为，辨证论治与对症治疗的区别在前者治疗时针对体现整体变化的“证”，后者则针对症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认识层次上后者较浅，属于感性认识；前者较深，有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深入到事物内部规律的认识阶段。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中西医结合科研以临床实验性描述研究为主，西医诊断，中医药治疗或联合用药，按西医指标观察疗效；1958年以前，中医临床研究侧重于单验方研究。辨证论治虽被广泛运用，但没有被科学地研究过。辨证论治的科学研究开始于1958年，那时候第一批西学中班学员毕业，并开始了其对中医学的科研工作。

　　六十到七十年代开始采用西医诊断，临床上辨证分型治疗的方式，并开展实验研究，这种科研模式至八十年代初一直是中西医结合科研的主体，在骨折研究，针麻和经络研究，血液病研究，慢性支气管炎研究，急腹症研究，肿瘤研究，急症研究等领域中得到体现；并总结出“肯定现象，掌握规律，提高疗效，阐明本质”的科研程序。以血瘀证和脏象生理学研究和证候实质研究为代表的基础理论研究和诊法研究起源于七十年代，而在八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从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性质看，五、六十年代实验研究人员以西学中医务人员为主，七十年代末以后则和中医中药人员并重。

　　八十年代中，证候研究列入中医“七五”攻关课题，本领域引起中医界广泛重视。其研究复盖面广，据不全统计，全国除三省一个自治区外，约26个自治区及解放军共计百多个单位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其重点地区为：上海、北京、辽宁、吉林、广东、福建、贵州等。

　　此期间获得较大数量的成果如：“肾阳虚证的下丘脑—垂体—甲状腺、性腺、肾上腺皮质轴功能的对比观察”，“性激素在男性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中的变化和中医虚证（肾虚）的联系以及应用不同的中医治疗方法的效果”，“肾虚证β肾上腺素受体M胆碱受体环核苷酸系统的关系及某些滋阴助阳药的调整作用”，“中医‘肾主耳’理论的实验研究”，“补肾法对老年男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作用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脾主运化’的实验研究和健脾益气法则的作用探讨”，“脾虚型重症肌无力临床及实验研究”，“脾虚型萎缩性胃炎临床及实验研究”，“重症肌无力脾虚证型的辨证论治、疗效和治疗机理研究”，“瘀血与衰老的关系——衡法Ⅱ号抗衰老的临床和实验研究”，“高原低氧环境与气虚、血瘀证关系的研究及高原中药防治气虚、血瘀证疗效分析”，“血瘀证证型研究”，“肝阳上亢证的研究”，“肝瘀气滞血瘀临床和实验研究”，“心气虚的实质及生脉散对左心室功能作用的研究”，“心气虚证的临床辨证规律及党参、黄芪治疗作用研究”，“阴阳计量辨证模型与辨识软件系统”，“劳倦饥饱致脾虚动物模型研究”，“痹证的实验模型与现代病理基础研究”，“中医气血理论指导冠心病治疗的临床及实验研究”，“气血相关理论及其在冠心病治疗中的作用”等。

　　七、治则治法研究

　　（一）扶正培本治则研究

　　１．扶正固本治则的提出是随着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心病的研究形成的。七十年代全国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西医结合研究非常活跃，取得可喜的进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天津市、福建省等九省市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结合标本诊断分型研究协作组的工作，其已有专著出版。1977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慢性支气管炎临床专业会议上，根据九省市协作组的研究结果，修订了《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结合诊断分型防治方案》。在支气管哮喘上，最重要的进展是发现本病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紊乱并提出“发时治肺、平时治肾”的观点。30年来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成绩主要表现在：治疗学的中西医结合既提高近期疗效，也提高远期效果，为防治呼吸系统疾病而发掘的“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治则具有普遍意义；陕西防治慢支炎协作组七十年代以来对痰饮丸防治慢性气管炎扶正培本作用做了较系统的研究。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肿瘤组1974年后对六味地黄丸抑制食管上皮细胞增生在临床及动物上做了系统实验，肯定了其效果。上海龙华医院1975年报导补阳药能使动物抗体生成时间提前，养阴药能使抗体存在时间延长。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1976年报导了对“扶正培本”治则实验研究的结果。从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抗疲劳等方面作阐明。张文亮1979年报导“在特别注意检测条件的一致”的前提下研表明，党参、白术、茯苓煎汤内服，能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黑龙江中医学院1979年报导用扶正一号方（仙灵脾，熟地，胡桃仁，五味子，陈皮）治疗严重肺心病病人，提高细胞免疫功能。医科院1978年报导黄芪能使机体产生干扰素，增强机体对病毒的抵抗能力。

　　扶正药物对肿瘤病人免疫状态的影响引起广泛注意。天津人民医院1974年报导用补肾健脾扶正药配合化疗，治疗48例淋巴瘤，对保证化疗的顺利进行有明显作用。刘亚光1978年报导不少扶正中药如茯苓、薏苡仁、黄芪、白术、百合、麦冬、白芍、山药、豌豆、蘑菇、甘草、糯稻根等均具有扶正和抗癌的两方面作用。王殿祥1979年综合不少单位报导用温补肾阳或益气养阴药物为主，适当配合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等药物治疗多种肿瘤，使淋巴细胞转化率明显提高，临床症状也趋好转。

　　２．补肾治疗的研究：通过病理观察，发现肾阳虚者肾上腺、甲状腺、睾丸等内分泌腺体有功能低下的形态学改变。温补肾阳药可调节下丘脑—垂体及其靶腺轴的功能，其中对肾上腺轴的影响较大；鹿茸、仙灵脾、附子、苁蓉、补骨脂及六味地黄丸等补肾方药有调节神经内分泌的功能。沈自尹等1984年至1987年对补肾法和健脾法延缓衰老的效果作比较研究，认为前者效果更为显著。邝安坤发现附子和肉桂两味助阳药之间也有明显的互相制约现象可相互缓和它们过于猛烈的作用。

　　温补肾阳药（肉桂、仙茅、菟丝子、锁阳、黄精等）能使以粗制胎儿甲种蛋白作抗原免疫家兔的抗体提前形成；滋补肾阴药（鳖甲、玄参、天冬、麦冬、北沙参等）能使抗体时间延长。发现补肾药黄精、首乌、杜仲叶、狗脊、锁阳、仙茅、生地、熟地、桑椹、桑寄生有中轻度的免疫激发作用。补肾阳方药动物灌服有增加红细胞、血色素及网状红细胞的作用；滋阴药可防止化疗引起的白细胞减少；川断、杜仲、当归、鹿茸、熟地、补骨脂、菟丝子、枸杞子、白芍、陈皮等能促进骨折愈合，并可改善动物摘除睾丸后所引起骨质疏松和溶骨现象。温肾方、利水方，温肾利水方能改善家兔实验性肾炎肾脏的病理变化，延长造型动物存活时间。仙灵脾提取液对正常麻醉家兔和肾型高血压大白鼠有降压作用，其降压原理可能由于周围血管扩张；补骨脂对离、在体心脏均有扩张冠状动脉作用，从补骨脂中分得的补骨脂甲素和乙素（两种新黄体酮），后者有刺激Hela细胞的作用，并能显著增加离体豚鼠心脏的冠脉血流量。

　　（二）通里攻下治则研究

　　通里攻下治则研究是随着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开始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从1958年开始起步。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探索阶段。通过临床实践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方法，在肯定疗效的基础上研究规律。大量实践证明，这一探索是成功的。六十年代初期，在《中华外科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的大量文章，反映了这一阶段的进展。1958年一股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强劲东风吹进天津医学院，随之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工作。1963年把南开医院改为中西医结合基地。

　　七十年代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逐步深入的阶段。1971年2月6日，周总理接见了参加第一次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代表，对中西医结合工作给予了明确的指示，使中西医结合工作恢复了生机。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天津及遵义连续举办了几期学习班，交流了各地的诊治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又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1970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卫生部开始筹办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1971年开第一次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证学习班。1975年成立天津急腹证研究所。这一阶段的主要进展是，辨病与辨证的研究不断深入，对手术与非手术疗法的选择渐趋合理，实验研究初步展开，剂型改革取得进展，同国外的学术交流也开始起步。这一阶段的成果在天津市南开医院与遵义医学院合办的刊物《急腹症通讯》与共同主编的《新急腹症学》一书中作了较充分的介绍。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找到了“以法为突破口，抓法求理”的科研途径。

　　八十年代以来，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进入了向高层次发展的新阶段。“七五”规划，拟在“证”（急腹证有代表性的实证与虚证）的实质探讨。“法”（主要治则）的深入研究，“理”（新理论学说）的探讨等六个方面进行研究。

　　（三）清热解毒法的研究

　　清热解毒法杀菌抑菌作用的研究：鱼腥草、穿心莲、银花、黄芩等在临床上广泛使用。鱼腥草注射液防治外科手术刀口感染52例，其中48例获甲级愈合，且优于抗菌素组，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作用量强，在稀释到1∶40000浓度下仍有抑菌作用；急腹症常用的清热解毒药物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抑菌作用，仅其抑菌谱及抑菌强度各有不同。抗病毒作用研究：白虎汤能明显提高被乙脑病毒感染小白鼠的存活率，螃蜞菊（又称空心苋）注射液对流感病毒（70-5株）、乙脑病毒（P3株）及狂犬病毒（固定毒）等均有明显的抑毒作用，用螃蜞菊治疗880例乙型脑炎（其中极重型97例，重型90例，余为较重型与轻型），治愈率达89.5%。此外，清热解毒药物有减毒、解毒，对无菌性炎症有抗炎、抗渗出及提高吞噬细胞功能以及调整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等方面作用。

　　河南医学院等1973年观察山豆根，白花蛇舌草、炒苡仁、喜树果等清热解毒药可使幼鼠胸腺萎缩。上海儿童医院1976年报导以中药三黄汤为主（茵陈、山栀、大黄、黄连、黄柏）治疗新生儿黄疸38例，近半数获显效。黄芩有效成分黄芩甙能抑制肥大细胞的巯基蛋白酶，因此有抗过敏作用。刘亚光、汪承柏1979年综合报导洋金花、麻黄、苍耳子、秦艽、防己、枳壳、枳实、牛膝、黄连、甘草、泽泻、柴胡、龙胆草、荆芥、葛根、猪苓、白芷、桔梗等，均能抗介质释放、抗组织胺、抗乙酰胆碱，以利于治疗多种病理性过敏反应所致的疾病。

　　（四）气功疗法实验研究

　　气功实验研究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1959年徐丰彦即发表“气功疗法机制的研究”，观察到气功锻炼对呼吸系统功能最明显的影响是可使呼吸减慢和加深，呼吸运动描记发现练功效果好的，呼吸曲线柔和而均匀。X线下练功时比一般状态膈肌上下活动幅度增大3～4倍。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1959年报导气功对血压的影响与单纯休息和自然睡眠不同。莫浣螈1959年报导练气功对腧穴皮肤电流的影响。上海第一医学院气功专题研究小组1960年发现气功可明显增强和调节消化系统的功能状态。练气功时吸气、呼气对心输出量有影响。上海第二结核病院1961年发现气功状态下腹式呼吸明显。“卧式内养功”有使胃肠排空加快的作用。武汉医学院卫生系1961年观察到练静功时，可使心率明显减慢。血管通透性加大。广东医科院胸科疾病研究所1961年报导气功对大脑耗氧量的影响。赵连云1962年观察到气功治疗矽肺病人观察中，可增大胸围，增加止息时间、肺最大通气量等。肺结核病人练功达有效阶段时，氧消耗量及二氧化碳排出量均减低。上海第一医学院生理教研组1962年报导内养功与血管舒缩关系的研究。练功入静时可使气体代谢率降低。对血糖较高者有降糖作用。项殿芳、肖俊等1962年岱功姿势与氧消耗量改变的关系。气功对血压有明显影响。重庆医学院生理教研组等1963年发现气功状态下血管运动中枢活动状态趋于稳定。诸云清等1963年报导气功对支气管哮喘患者尿17-酮排出量的影响。赵光胜等1979年发现高血压病人练气功者可使脑电图α波明显增强。且有一定后续作用。王伽林1980年报导气功对胆汁分泌也有明显影响。通过脑电图观察认为气功状态下的大脑皮层活动可能是一种特殊的保护性过程。邝安坤等1980年报导练功前后血浆cAMP含量变化很大。梅磊等1981年也探讨了气功的脑电特点。
第三节 临床医学的发展

    一、内科

　　中医、西医是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宝贵经验。在其历史发展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和影响，形成了两个不同理论体系各自进行发展。

　　第一阶段(1949至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内科形成和逐渐发展阶段。发展和组织队伍，逐渐开展用中、西医两种方法诊治内科疾病，是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1949年以前，中医饱经风霜，倍受压抑，几乎濒于灭亡的边缘。新中国建立伊始，首要任务就是继承，尔后方能谈发展。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上号召：“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明确规定：“中医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中西医合作，对中医中药知识和中医临床经验进行系统的整理、同时负责搜集和整理中医中药书籍(包括民间单方秘方，并为医学院培养讲授中医课程的师资和编纂教材。”同时组织了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批示卫生部“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时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随后全国各地广泛地开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班，“西学中”逐渐形成了高潮；中医学习西医也蔚然成风。至1958年第一批“西学中”班结业，第一批中西医结合高级医生诞生，为中西医结合内科工作的广泛开展，在人员及其素质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临床主要是在西医诊断明确的基础上进行中医辨证，找出辨证和治疗的规律，提高临床疗效。如1954年河北石家庄根据乙脑发于夏暑，以热为主要症状之一等特点，中医辨之为“暑热”，用白虎汤加茵为主治疗，取得了100%的有效率。此后北京、南京、沈阳、天津、上海等均有大量的报导，病死率控制在10%左右。包头治疗肺脓疡16例，根据不同的辨证分型而用加味阴理荣汤，肺疡汤、紫苑合剂及桔梗白散，结果13例治愈，1例好转、1例无效。根据脾肾辨证用药规律，用健脾温肾法为主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25例，有效率达68%。钩端螺旋体病中医辨为湿热和寒湿证而用甘露消毒丹或三仁汤为主治疗，观察115例，治愈率达92.2%，死亡率为1.8%。其它如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肾炎、上消化道出血、痢疾、疟疾以及流感等运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治疗，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疗效。

　　在广泛收集单方验方(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1958年冬至1960年的全国“采风”运动)和整理有价值的病案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关理论方面研究的报导这期间相对较少，集中表现在对中医理论的验证和对八纲的初步认识上。上海医科大学在五十年代后期发现：现代医学认为全然不同的6种疫病(如支气管哮喘、无排卵型功能性子宫出血、冠心病等)，可以同样用补肾的方法提高疗效，从而验证了中医“异病同治”的科学性。有人通过实验从病理生理的角度提出：八纲是机体对致病因素典型反应的概括，其中阴阳分别是机体机能或热量不足或过剩的表现；寒热分别以热量不足或过剩为其发病学原因的反应状态；虚实分别以机能不足或亢进为其发病学原因的反应状态；表里分别是不伴有或伴有机能或能量代谢深刻障碍的反应状态。寒证可见神经功能处于抑制状态，副交感神经活动增强，基础代谢率低下；热证可见高级神经过度兴奋，交感神经紧张度上升，基础代谢率升高；虚证可见神经功能低落或抑制，副交感神经紧张度上升(非保护性)，基础代谢率降低；实证可见一般神经功能较好或过度兴奋，交感神经紧张异常上升，基础代谢值增高。

　　第二阶段(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期)：可以称之为中西医结合内科发展的停滞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就整个中西医结合内科来说进展缓慢，但并不排除某些局部取的了一定的成就。这期间研究的较多的疾病主要有呼吸系疾病、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疾病、血液病、泌尿系疾病等。以某些病种的大量临床实践，重视单方、复方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效方药以及理论研究逐步得以开展为其基本特点。呼吸系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慢性支气管炎最活跃，其中又以天津、北京、福建等九省市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结合标本诊断分型研究协作组的工作最有代表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1)通过多学科、多指标方法、根据数理统计原理，评选国内最有代表性的若干方案，认为中西医结合标本诊断分型方案较为合理，实现了慢性支气管炎的计量诊断。

　　(2)用标实和本虚的相互作用——恶性病理循环导致迁延不愈，解释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生、发展规律，由肺气虚→脾阳虚→肾阳虚，是一个肺气肿逐渐加重的过程；是一个从不累及到逐步及以及明显累及心血管及全身各系统的过程；是一个肾上腺皮质和髓质、性腺、甲状腺等内分泌功能逐渐低下的过程。

　　(3)临床疗效不断提高：急则治标，热痰治以清热化痰、佐以治血；寒痰治以温化寒痰，佐以活血，现察1481例，总有效率为95.48%，临床控制率62.73%；缓则治本，肺气虚治以补肺益气，佐以活血；脾阳虚治以健脾燥湿，理气活血；肾阳虚治以温阳补肾，纳气活血。临床治疗470例，治愈率为21.06%，巩固为17.23%，稳定为29.15%，显著高于未固本治疗组。

　　(4)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探讨标证和本证和病理实质及其相互关系。热痰主要是细菌性炎症，也有变态反应和病毒感染、植物神功能失调，以交感神经功能亢进或副交感神经与交感神经同时亢进为多见；寒痰特征为分泌亢进，且常掩盖了炎症的变化，植物神经功能失调类型多以副交感神经偏亢为主。

　　(5)从“证”的研究入手，先探讨了诊断学的中西医结合；在中西医结合诊断分型的指导下，研究论治规律，提高了临床疗效，进行探讨治疗学上的中西医结合。

　　总之，这段时期对某些内科疾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中西医结合提高了疗效，研究了一批疗效较好的单方单药；理论研究也有了一定进展。但病种研究较局限，理论研究既不深入也不广泛。（来源：中华特色药网）

编辑  木示